专访：IPAF新任主席对高空作业行业的愿景

Schliephake 于 2001 年加入 JLG，担任德国、奥地利和瑞士的总经理，之后转至 PartnerLift，担任总部位于德国的高空作业平台租赁公司协会的总经理。

他在 6 月份的 IPAF 年度大会上被任命为主席，接替了同样来自 JLG 的 Karel Huijser 的职位，成为该联合会的第一位德国主席，此前他曾是该联合会的第一位德国董事会成员。

他在行业两端的丰富经验使他拥有了宝贵的视角，专注于两个关键领域：扩大培训范围，让世界各地更多的人能够获得 IPAF 的专业知识。

恭喜您在从事高空作业平台行业25年之际当选IPAF主席。这个时机是否特别有意义？

是的。我于2001年加入高空作业平台行业，至今已有25年了。正因如此，在我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能够成为IPAF主席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。

我于2001年开始担任JLG的总经理，也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高度重视安全问题。不幸的是，在我担任总经理期间，我的一位同事去世了，另一位同事随后也身受重伤。

如果你失去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同事，或者亲眼目睹有人严重受伤，这会改变你以往很多关于安全的做法。这让我对安全措施更加敏感。

我也从莱因哈德·威伦布罗克（Reinhard Willenbrock）身上学到了很多。他是我在JLG的前任，后来成为IPAF在德国的代表。我逐渐认识到，他堪称IPAF在德国的“教父”。他让我明白，这个行业不仅仅是销售机器，更重要的是为安全而努力，为IPAF而努力。

您在行业两端都拥有丰富的经验，先是在JLG，后是在PartnerLift。这对您担任IPAF主席有何帮助？

我认为这段经历很有价值，因为我曾在制造商一方工作超过10年，之后又在租赁一方工作超过10年。我两种角色都体验过。

PartnerLift 和 IPAF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共同点：它们都是会员制组织。你不能像个高高在上的老板一样，对所有人发号施令。你必须始终考虑会员的利益，并与他们携手共进。

如果没有会员，这两个组织都将毫无用处。IPAF 的使命意义非凡，但我们需要通过会员来实现这一使命。单凭我们自身的力量，我们无法完成这项使命。

成员们带来了不同的经验和视角，这在讨论安全问题时尤为重要。制造商、租赁公司、运营商和培训机构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。

IPAF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，让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，在不涉及商业目的的情况下讨论这些问题。这正是该组织如此宝贵的原因之一。

在您的职业生涯中，您目睹了人们对安全态度的重大变化。其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？

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关于安全带的争论。

大约20年前，我在德国租赁和工程机械协会（BBI）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佩戴安全带的演讲。当时，佩戴安全带远没有现在这么普遍。会后，有人问我，如果有些客户必须佩戴安全带而有些客户不必，我是否想毁掉租赁行业，因为客户可能会取消租赁合同。人们纷纷表示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”

但我自身的经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刚加入JLG时，我恐高。我花了好一阵子才适应在20米或28米高空驾驶吊臂。

经过培训和积累经验后，我就感觉自在多了。但一开始，穿戴安全带确实让我更有安全感。

过去二十年间，人们对安全的态度发生了多大变化？

变化巨大。我25年前刚入行的时候，机器手册里根本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安全带的要求。现在，如果你查看机器手册，通常都能找到非常明确的信息，说明是否需要安全带。

这正是行业专业化程度提高的一个例证。培训水平提高了，安全意识也提高了，整个行业都变得更加专业化了。

虽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但过去25年的发展非常积极。

数字化是另一项重大变革。您认为它将如何发展？

数字化对行业而言既是重大挑战也是重大机遇。而如今，人工智能的出现更是锦上添花。

有人说人工智能不过是数字化的另一种形式。我认为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，但它无疑是我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应对的问题，包括IPAF和PartnerLift。

我们已经看到数字化工具应用于服务和维护等领域。智能眼镜等技术已经存在多年，并且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。

这对IPAF意味着什么？…